1999年，我离开家乡，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念大学，一个不值得夸耀的民办大学，没有通知书，没有谢师宴，有的只是火车24小时的颠簸、内心的狂躁不安和对未来模糊的想象。
　　
　　大学毕业后，如我一般的毕业生，像是非洲大草原上奔腾的斑马一样，一起奔向就业市场。
　　
　　我也像他们一样把简历包装得像是企业的投标书，精致华美，恨不得把小学时获得的奖状都搬出来，可是我们的简历在被草草看过或者还没看过便按市场价一元每市斤卖给了收废站。
　　
　　这样的求职生涯曾严重打击了我的自信心，如果没有上学，也许内心会平衡一点，至少不会感觉这么憋屈。
　　
　　我和同寝室的张伟都找不到工作，租住在一个狭小的城中村中，这样的日子过得久了，就像与世隔绝一般。实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一起承包了一辆小三轮车，给三轮车做了一番改造，加了顶棚，挂了彩帘，摆上小商品，开始了我们的小本经营之路。
　　
　　上午我来，下午张伟来。这样过了一个月零三天，赚了500元钱，我们平分。为了不给对方分作250，我们花50元吃了顿海鲜大排档。然后，收拾好我们的行装，张伟对我说：“我准备去南方闯闯，也许会有机会。”我对他说：“一、违法的事儿咱不干。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南方的水土需要适应。三、无论好与坏，我们要经常联系。”他嘿嘿笑着，反问我：“你有什么打算？”我说：“回家吧，假如这个城市不需要我这样的人，我又何必厚着脸皮留在这里。”
　　
　　张伟真的去了南方，我却没有离开这个城市。
　　
　　我固执地要征服这个城市，做过书店的理货员，就是书来了后要把它们从楼下扛到楼上，然后按书籍的种类、价码做好分类。书店人手不够时，我还客串一把售货员。平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您需要什么书？我来帮您找。”
　　
　　书店的工作繁忙而辛苦，但老板不在的时候，可以有时间阅读。假如说两个月的书店生涯让我有所收益的话，也只有在早晨人不多的时候，手捧一本余华的《活着》，反复地读他在前言里写的：“活着不是为了别的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生命本身可以承载千钧一发的力量。”
　　
　　我不太清楚这话是励志还是消极，但却有自己独到的体会。生命力如蟑螂小强的我，一定会有自己的一口饭吃。广东人爱讲的一句话就是“挑食”，我要挑自己的食。
　　
　　之后，我又零零碎碎地做过好几份工作。每日披星戴月地去上班，回家倒头就睡，起来就去挤公车，下了公交跑着去早点摊买一份早点，气都不喘地上楼。这样的日子过了大概有两年多。
　　
　　在《喜剧之王》中，周星驰一个人在海边大喊：“奋斗！努力！”每当我看到这个片段，就感觉一阵心酸，小人物的奋斗，都差不多，能够照亮我们的，就是那如萤光般若隐若现的梦想。
　　
　　终于有一个机会，一个行业中的精英介绍我去他的公司。这样，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晚上要参加学习班，白天在公司里做活，老板那时最常说的话就是：“活做得太不像话。”这样的日子随着老板的责骂变得越来越少，我的薪水也慢慢涨了起来，直到后来老板对我说：“嗯，你这个孩子，比较聪明好学。”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两年，我在设计的圈子里，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有次和引荐我的行业精英聚到一起吃饭，他喝得像个煮熟了的螃蟹，凑过来对我说：“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推荐你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去那个公司吗？因为你小子身上有一股韧劲。”我说：“因为有个萤火虫一直在我前面，不停地闪啊闪，指引着我向前奔跑。”他问：“什么？”我说：“这个萤火虫叫做梦想。”他嘿嘿地笑着回道：“矫情！”
　　
　　他是表面上大大咧咧但是凡事看在眼里的人，他说出矫情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他眼里闪烁过的一丝光芒，我知道他懂，只是他不说。
　　
　　之后的岁月应该讲是顺风顺水，就这样，一切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也或者是内心的心潮暗涌早已不再那么炽烈浓郁。甚至，我还与之前一起拉过三轮的张伟见了面。他风尘仆仆地从南方赶来，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区域经理。
　　
　　我和张伟还有女友小坐，张伟举杯，说：“为三轮车干杯。”我回：“为两个本应该250的人干杯。”他又回：“为了海鲜大排档干杯。”我回：“为两个萤火虫干杯。”……这顿酒喝到最后，两人竟然不约而同地闪出泪花。